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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的水土是很养人的

作者:6up 发布时间:2020-07-06 12:42

  自从李同志搬来楼下之后,楼上好婆的生活便有了内容。每天早上,她收拾了房间,将买来的菜蔬整理一番,就下到李同志家门口去望一望。这时候,往往是上午九点半的光景,李同志家中那个从南京一同带来的娘姨正在后弄堂里洗衣服。只听见龙头大开,冲在木盆里,溅起激荡的水声。好婆对这样的用水心里是不满的。她望了一眼李同志家敞开的门里,朝南的房间布满了阳光,将水洗的地板照得发白。好婆惋惜地摇着头,来到后门口,见那娘姨正挽了裤腿管,穿了一双元宝套鞋,下水田似的在洗一条床单。好婆就说:“弄堂要漫起河啦。”那娘姨也听不出好婆话中的谴责,笑着答道:“要抢太阳哩,下午才好干。”好婆听了心里很奇怪,问道:“难道家中连换洗的第二条床单也没有吗?”那娘姨却反问道:“这样好的太阳,一天还不得干吗?”说罢已将一条床单从满盆的清水里捞起,三把两把绞干,跑进房间,到前边院子里晾了起来。好婆暗暗地想:一家一户的,竟只一条床单,说起来也是作孽。她慢慢地走到李同志家门口,那娘姨正用拖把将她踩湿的地板拖干,招呼好婆进去坐,好婆说:“李同志不在家,生人怎好随便进去。”同时就倚在门口,看那娘姨拖地板,看了一时,才又说:“这地板是上好蜡的打蜡地板,真正的水曲柳木头。打上蜡,再用蜡扒一光,闪闪亮的,几百年也不会烂。”那娘姨依然听不出话音,只说:“我们拖惯了,在南京就是如此。” “南京,那当然──”好婆这样说了半句,就不再说什么,站了一会,回转身慢慢地上楼了。娘姨说:“再玩一会嘛,好婆。”好婆就说:“要烧中饭了,吃饭的人要回来了。”

  吃饭的人是指她的女儿和女婿,到家的时间总在十二点。而十一点左右,去茶室喝茶的老先生,就要回来了。他拄着斯的克,威严地一步一步走进弄堂。有时候,在春秋冷暖适宜的日子里,他会戴一顶礼帽,弄堂里有人走过看见了他。遇人就会说:一号里的公公回来了。

  好婆走回自己的楼上,开始淘米烧饭。这一日里又一次地下楼,是在午后两点钟左右。吃过饭,收拾了饭桌,将小辈们打发了去上班,再略微睡了一会午觉。假如是秋冬比较寒冷的时候,她就冲了一只热水袋,揣在怀里慢慢地下楼来。那娘姨本来手里拿了一只补了一半的袜子,背靠房门,头一点一点地在瞌睡。见好婆下楼,顿时来了精神,拉了一张竹椅,硬让好婆坐。好婆只肯坐在门外,坚待不进门坎的里面。两人就这样坐在房间门口说话。这时,好婆看见屋内床上,被窝高高耸起着,好像有人在睡觉。娘姨就告诉她,这是焐着一锅发面,等一会好做馒头。好婆说,这么大的一锅面,好做多多少少馒头啊!这么多的馒头怎么吃得来呢?娘姨就说,她原来也不会吃馒头,更不会做馒头,后来到了李同志这里,由于李同志夫妇俩都是山东人,喜欢吃馒头,渐渐地就教得她会做了,吃却是吃不多。有时候他们吃馒头,她自己就吃饭。好婆又问,这馒头用什么做心呢?娘姨说:什么心也没有。好婆就笑了:原来是实心馒头,这就更没有吃头了。接着,好婆告诉娘姨,当他们家吃面食的时候,是如何调制馄饨的馅子。要用肉糜、虾米、香菇、菜泥,等等。配在一起,每一样成分都应有严格的比例。最终做成之后,是鲜美无比,他们老先生一气可以吃十二个,女婿就更不得了,三十个也吃得下。娘姨听了很诧异,说吃馄饨还要数着吃?他们逢到吃饺子,都是以碗而论的。好婆笑而不答。这样的话题是没有穷尽的,那娘姨从中学习了新鲜的生活知识。好婆心里想着:这些外乡人竟然什么也不了解。自尊心不由得到了满足。等到李同志下班回来,无论怎么挽留,好婆也是要告辞上楼了,她说:“我们家吃饭的人也要回来了。”

  李同志是一个长相甜美的年轻女人,老家在胶东,跟了父兄参加了新四军第三野战军,在文工团里唱歌、演剧、打腰鼓。士兵行军打仗的时候,她们则在路旁打快板,念数来宝。她的嗓音最突出,清脆而亮亢。后来,渡江到了上海,在被服厂里,白天和女工们一起踏缝纫机,弹棉花;夜里开会,家访,做群众工作。这样过了有一年,就又随部队到南京,结了婚,生了孩子。不久,就调她到上海,在歌剧院做歌唱演员。李同志的男人姓袁,一同转业到上海,在一个文化机关里做事。也是胶东人,口音很重,不像李同志,说话听不出一点乡音,是标准的普通话。他人很老实,也很严肃,不大爱和人搭讪。所以人们一般很少提他,总是李同志长,李同志短。提起他们家来,总说“李同志家”。说到他们的小孩,也是说“李同志的小孩。”

  李同志搬来了没多久,人们便都知道她爱穿一身灰色的双排扣的列宁装。裤裆比较肥大,宽宽的裤脚管直盖到脚背上,走起路来一荡一荡的。背后看起来,腰身还相当好看。两条齐肩的辫子,有时候互相挽起来,系上两个湖蓝色的蝴蝶结,额前一排刘海,竟俏得很。时间长了,人们便想:“李同志除了这一身列宁装,难道没有别的衣裳了?”有一日,星期天的早晨,李同志夫妇俩,一人牵了小孩的一只手,走出去玩。她穿了一件红色的对襟的绒线衫,短短的刚及腰下,更显得裤子肥大如一条裙子。人们看了便说:李同志倒还是穿她的列宁装好。

  总之,在起初的有一段日子里,李同志成为人们闲话的题目。每天晚饭的时候,楼上的好婆都要向女儿女婿说一两件李同志家里的好笑的事情。比如没有洗换的床单,比如吃许多实心的馒头,等等。大家吃完饭后,总要再围了桌子坐上一时,说一些闲话。这样,他们就议论起李同志的生活。他们推测李同志是出生在山东的一个贫穷落后的乡下,然后才会到军队里去打仗。他们将楼下李同志家神秘地说成“下面”。“下面”怎么怎么,“下面”如何如何,他们可以说上许久。最后,他们共同地说道:现在总算一家人都进了上海。女儿又加上一句:好比老鼠落到了米桶里。好婆便放下脸骂道:“做人是不作兴这样刻薄的。”说罢站起来收拾了碗筷,拿到厨房去洗了。老先生没有参加谈话,他靠在躺椅上,半合了眼睛,吸一支雪茄。雪茄香甜的气味,浓郁地洋溢在房间里。

  在这条弄堂里,没有人知道一号里公公这一家人是从哪里搬来的。只听好婆有时会漏出一两句:他们住在曾家花园的时候,怎么怎么的。听到的人就知道,他们原先住在叫作曾家花园的地方。可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曾家花园是个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少数有阅历的人才知道,曾家是上海滩有名有姓的人家,是个买办,一次大战当中,依靠了租界的力量,发了起来,盖有一栋法国式的花园洋房。内有可容数百人开“派对”的大厅。花园里有喷水池,池中间立了一尊沐浴裸女的大理石雕像,据说是从法国千里迢迢运来的。一九四九年前夕,曾家去了香港,将仆人或发了退职金回家,或带了一同去香港,只留了一个看门人看房子。后来,政府接管了这幢房子,将这幢房子作了一处重要的政府机构的办公地点,另外给看门人租了房子,请他搬了出去。同时,按照昔日旧主人给他的工资标准,让他领取保留工资,作为退休职工对待,这个看门人就是一号里的公公。

  没有人──包括好婆和她的女儿在内──知道那一个早晨。主人将他请到楼上书房,说有要紧的事情交代。那是一间朝南的呈半圆形的房间。天花板上装饰着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雕花,长窗外是阳光灿烂的草坪,好久没有推草,草有些乱了,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。他心想着:花匠在干什么?在很多不安的日子过去之后,他还记得那天早上灿烂的阳光。后来,曾家主主仆仆,陆续全走尽了,终于只剩下他们一家,住在花园内的一幢二层小楼里。有一个晚上,他独自拿了一串钥匙,穿过半个花园,走进了主楼。他按亮了电灯,灯光照耀着前厅里一弯楼梯。他站在高大的穹顶下边,想道,这里从来没有这样静过。在这个夜晚里,他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,都走遍了。这是他第一次走遍这幢房子。在这之前,他一直只是一个守职的看门人。而在这个夜晚,当他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地走进去的时候,他心里不由生出一种迷惑的感觉,他想:他是这里的主人了。他听见他的脚步在空旷的穹顶底下回响,昔日繁华的情景涌现在眼前。于是,他紧接着又感到一阵灰心。他想:一切都过去了。这一个夜晚他从没和人说起过,他将它深深地埋藏在了心底。当他们一家从那花园里的、潮气颇重的小楼里搬出来的时候,他觉得无论是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,还是那个寂无人声的夜晚,全都变得遥远和虚无了。后来,他再没有回去过,逢到发工资的日子,都是女儿或者女婿代领的。

  在一些很深很深的夜里,他们夫妇睡不着觉,往事如潮水般地涌向心头,女人会絮絮叨叨地说起,逢年过节,或者宴会宾客时候,曾家花园繁荣似锦的场面。尤其难忘的是圣诞节的前夜,唱诗班的男孩子们齐声歌唱。他闭着眼睛装作入睡,女人兀自絮叨不休,说着说着渐渐就会离了题,说到很远的地方。然后,就有了睡意,不一会儿,就响起了轻轻的均匀的鼾声。而他却睁开了眼睛,望了黑夜,想道:夜晚是多么安静啊!

  李同志总是将楼上的人家叫作“老百姓”,好像她至今还在军队里似的。娘姨受了好婆的影响,有时会同她啰嗦:“应当再去买一条床单,总要有条换洗的。楼上人家备用的就有半箱。”或者当李同志吩咐包饺子的时候,却去买了机压的馄饨皮子,并且“楼上人家包馄饨总是这样这样,那般那般”地说上一大套。李同志并不在意,只是宽容地说,人家老百姓。时候长了,阿姨说多了,李同志难免就有些反感,对袁同志说:“楼上的老百姓总是对阿姨说这说那,讨厌得很。”她曾经想限制阿姨与楼上的联系,可又说不出什么理由。加上李同志是个心胸很宽的同志,一般的小事情是不大往心里存的,生了气也不过一时半时就好了。所以,阿姨依旧同好婆往来。天热铺席子的时候,好婆还请阿姨上楼去参观了他们家床上的台湾席。这一日,阿姨在好婆家里长了许多见识。她小心翼翼地走在好婆家光可鉴人的打蜡地板上,心里想着:一样的房间却可变成两个不同的世界。这天晚上,吃饭的时候──阿姨向来是和李同志、袁同志一桌吃饭的──吃饭的时候,她便将好婆家里的所见所闻一一向李同志描绘了。李同志脸上渐渐失去了往日里甜美的笑容。等阿姨说完,她才勉强笑着说:“阿姨,我们不应当随便到人家老百姓家里去。”不想阿姨却不高兴了,说道:“是她叫我去我才去的,她叫我去我却不去,倒显得我们小家子气,不大方。”李同志再一听阿姨的语言,竟也有些陌生,是从前不曾有过的措辞,比如“小家子气”这样的。见阿姨生气了,她就不好再说什么了,并且实在又没什么可说的。

  夏天过去,收去凉席,翻棉被的时候,阿姨向李同志推荐了鸭绒被,那是极其松软和轻柔的被子。并且向李同志宣传一种陌生的理论:有钱的话,应当置办一些东西放在家里,纵然当时不用,也比胡乱吃掉花掉好。李同志听了这话脸上不由有点发烧,因为他们家里吃起来是很汹涌的。有时候,老战友们来吃饭,他们总是鸡啊肉啊,备上满满一大桌,从中午可吃到傍晚,还是剩了许多,足够以后吃三四天的。然而吃不到一两天,便都坏了,只得倒掉。由于这样的浪费,他们两口子加起来有二百零七元的工资,也刚好用到月底,并没有节余。来到上海这两年,他们用的还是机关里租借的白木家具,每一件家具上都钉着编号的铁牌。用的被褥也都是部队发的那一套草绿的,和结婚时买的那一条红绸被面。阿姨一边拉拉扯扯地缝着这些陈旧的被子,一边唠叨,说这样的被子貌似被子,其实已经不暖和了。李同志似乎不得不作添一条新被子的计划了。可是到了月底,只剩下几块钱要作菜金。这时候,李同志便真地陷入了窘迫的境地。

  再渐渐的,李同志他们吃不到大蒜了。他们吃不到大蒜,就有些着急,因为他们几乎顿顿少不了大蒜。无论吃什么饭菜,都需要几瓣生蒜佐食。假如没有蒜,其他所有的甜酸五味就都不复存在了。可是,阿姨不再买蒜,她说:吃过蒜,房间里到处是气昧,并说这气味不仅从口腔中散发出,还从其他的一切排泄渠道散发。她只在烧红烧鱼时,才吝啬地放进一瓣或者两瓣,而渐渐地,阿姨连红烧鱼也不大肯烧了,她学习来一个新品种──清蒸鱼。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,李同志他们忘记了鱼究竟是什么味道。

  后来,李同志终于积攒了钱,买了一台缝纫机。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她便练习缝制一条被里。她将买来的布对齐,正中裁开,然后再对缝起来。可是对得正好的两段布,当机器踏到头的时候,却不一般长短了,相差有二寸多布。李同志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,正苦恼着,好婆下楼来了。她午觉过后听见楼下有缝纫机嚓嚓踏响的声音,就很好奇地走下楼来,见李同志家门敞着。他们家里总不大习惯关上门,除了夜晚,平时总是大大地敞着门。李同志坐在房间正中,好像表演似地研究着被里。看见好婆下楼,如同见了救星,求援道:“楼上好婆,请你进来看看,这被里子是怎么搞的。”好婆不忙着进门,只在门外左右擦着脚,使李同志意识到门外的地方缺少了一块擦脚的棕垫。然后,她才进了门,嘴里说道:“要把你们的地板踏脏了。”走到李同志身边,一看被里,就微笑了,说道:“踏缝纫机时,应当用手轻轻拉着下面的一边布,因为下边一般比上边进布进得快一点。这样踏到头就正好了。不过不能拉得太用力,否则,下面的一边又要长出来了。”接着,她与李同志一人一头的,很快将踏好的被里拆开。李同志依了好婆的话去做,果然,正正好好的到了头。一时上,使得李同志对好婆很钦佩,深感生活中确是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和知识,是她所不及的。然后,好婆又教了她几种缝纫法,什么“来去缝”等等的。从这一次以后,李同志在缝纫上或者其他家务方面遇到了问题,就会让阿姨去请好婆下楼来指导,这样的时候,阿姨无论在做什么,都会放下手来,很积极地跑上楼去叫好婆。假如好婆正有空闲,就跟了阿姨下楼来;如果恰恰手里有事情,就会让阿姨去对李同志说,声:“对不起,稍稍等一会,就下来。”李同志很性急地等着,正等得有些不耐,好婆就来了。凡是李同志遇到的问题,在好婆这里都能得到解决。比如二尺八的胸围,毛衣应是多少针数,粗毛线是多少针,细毛线又是多少针,如是平针当多少针,如是元宝针又当多少针。当李同志决定尝试一下烹饪技术的时候,好婆就给予了更多的帮助。她几乎自始至终地站在李同志身边,一步一趋地指导她,直到最后装盘。这时,无论李同志如何坚决地要盛上一碗给她,她也坚决不受,一边摇手,一边说:“我们家经常吃的,让袁同志多吃点。”在李同志的感谢与嗔怪中,她慢慢地登上楼梯,回家去了。

  这一段日子里,李同志与好婆相处得十分融洽,有时,家里包饺子,就让阿姨送上去一大碗,虽然说是北方很粗糙的吃食,可是对于上海人也许很新鲜,一定请他们尝尝。有时有老战友从天南海北来,捎来一些稀奇的食物,比如广东的芒果,东北的虎骨酒,也总要送上去一份。经过几个回合的推让,好婆终于收下后,将盛东西的器皿送回来时,那碗或篮里从来不是空的,总有一碗别致的小菜,如酸辣菜,如鸭肫肝,或者是一份自家做的糕点,使李同志领略了好婆家里精致实惠的日常生活,心中渐渐生出了一些感叹。

  有一回,好婆在委婉地批评了一番李同志的衣着之后,出于一时的兴致所至,回到家里从箱底翻出一条女儿穿小了的连衣裙。连衣裙有六成新,粉红的底上有回云状的黄褐花纹,领圈与裙摆镶了荷叶的宽边,腰上缀有两条带子,在身后系成一个大大的蝴蝶结。当李同志穿上这条裙子的时候,好婆心里不觉有些后悔起来,她惊讶地想道:这女人换了这一身,倒像是换了一个人。看来,老话说得很有道理,马要鞍装,人要衣装。

 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人们发现李同志竟变得十分的漂亮。春天的日子里,她穿一条咖啡格子的裙子,上身穿一件鹅黄色的羊毛衫,脚上白袜黑鞋,头发依然编成两条辫子,只是辫梢和刘海电烫了。弯弯曲曲,蓬蓬松松的,辫梢系了一对也是鹅黄色的蝴蝶结。她的皮肤是那种晶莹的白色,脸颊有一些红,好像淡淡地抹了些胭脂,眼睛黑亮黑亮的。当她搀了她那长高了的孩子走出门去,走在弄堂里,人们便会惊讶地想道:只见小孩长大,却不见李同志老,反倒一日比一日鲜嫩了。然后人们又都会叹道:到底是在上海,上海的水土是很养人的。时常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,有人很疲倦地下班回来,却见李同志宛如清晨的阳光那么光鲜蓬勃地往外走去,遇人就会说:“李同志演出去了。”

  人们知道李同志是歌剧院的一名歌唱演员。不过,看歌剧是这个城市里极少数人的事情。人们喜欢看电影,听戏曲,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歌剧有什么意思。这个城市又很大,互相不通音信。所以,人们也就不很知道李同志在歌剧院里所担任的角色是什么了。直到有一天,《新民晚报》上登出了李同志演出的剧照,她脸上化了浓妆,穿一身农家女儿的衣服,脑后扎一根大辫子,旁边附有一行文字,说明李某某在歌剧《白毛女》中成功地塑造了喜儿的形象。人们方才明白,李同志是出名了。

  无线电里开始播送李同志歌唱的录音。她甜美的歌声确实为一部分人,尤其是年轻人所喜爱了。那些日益为人们熟悉起来的新歌剧的插曲,又更加使得人们加强了对李同志的认识。当李同志出入在弄堂里的时候,看见她的人就兴奋地互相传告着:今天我看见了李同志了。

  有一天傍晚的时候,太阳刚刚落下,汽车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繁忙地来来往往,忽然,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了弄堂,直向一号驶去。过了一会儿,便见李同志出得门来。这天,人们看见她穿了一身浅色轧别丁的西装,西装裙下,穿了透明的玻璃丝袜的双腿,蹬着一双高跟鞋。她将头发盘在脑后,脸上施了淡淡的脂粉,依然是笑微微的,然后进了汽车,车门关上,一溜烟地出了弄堂。

  好婆在楼上窗口里,望了黑色轿车驶出了弄堂,默了许久,忽然噗哧笑出声来。刚下班进门的女儿问她笑些什么,她说没笑什么。女儿奇怪地说:明明见你笑了,却说没笑什么,这是什么道理?好婆只是不理,等女儿不再强问的时候,她才慢慢地说道:方才见“下面”的出门,穿了西装,样样都好,只可惜脚上那双玻璃丝袜大概是穿得匆忙了,后跟的缝没有对齐,歪到一边去了,倒还不如穿长裤整齐体面了。女儿又好奇道:穿了西装去哪里呢?好婆就有点发怒,说道:“你到底要想晓得,就去问下面去,我怎么晓得他们下面的事情。”这一晚上,和以后的好几日里,好婆一直没有下楼去和阿姨闲话。她收拾过房间,拣好了菜,就一个人坐在躺椅上,回想着过去的日子:那圣诞节的前夜,教堂请来的唱诗班在大厅里歌唱,园子里火树银花,喷泉的水柱在夜色里闪烁着梦幻般的晶莹光芒。“有谁见得有我多啊!”她酸楚地想着。

  好婆想起了一件事,大约是十多年前,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。大约是法国人在欧洲战场上打了胜仗,主人很高兴,放了大家的假,并且在兰心剧场包了包厢,让有家小的佣人们都去看戏,还让司机开了轿车送他们到剧场。那时刻,灯光照得她两眼发花,台上花团锦簇。那天,她穿的是一件裘皮大衣,这件大衣现在还压在樟木箱底;账房柴先生的太太,借给她一只大大的钻戒,在她搁在包厢边上的手指上闪闪烁烁。可是,那个夜晚是多么短暂啊,似乎是转瞬即逝。好婆望望自己膝上一双手,皮肤松弛了,而且干枯,那借来的钻戒当年是那样地照耀着,竟使她生出了错觉,以为一切都不会过去。后来,她再也没有去过“兰心”,尽管“兰心”离现在的住所很近,走过去没有几分钟的路程。

  有一日她不提防竟从“兰心”面前过去,等她意识过来再要走开已经晚了的时候,她迫不得已地望着那玻璃弹簧门,停住了脚步。那正是一个行人稀少的早晨,她是从另一个较远的菜场买了菜回来。她不晓得那剧场是新了还是旧了,总之变得与那一晚上是极其的不同了。昔日的灯光车马在这一个早晨全泯灭了。她想:这就叫做时过境迁啊!心里充满了茫然的感觉。

  好婆有时候常常觉得,自己生活的这一个城市不再叫作“上海”了,那么“上海”到哪里去了呢?在午后的瞌睡里,好婆似睡似醒的,她老在想这个问题。尤其是在夏天,悠长的蝉鸣绵绵不绝,阳光像金子一样在梧桐叶里耀眼地发亮。她从瞌睡里不晓得被什么惊起,到浴间洗了一把脸,然后拿了一把蒲扇一点一点下了楼,走到楼梯的拐角处,便见楼下房间大开了门,那一个南京的阿姨将一领草席半截铺在房间里,半截铺在走廊上,正呼呼入睡。凉风习习,穿堂而过。好婆站在楼梯上,她想这一个炎热的午后,真是漫长得很啊!

  李同志要出国了。出国之前,需要做一些出国穿的衣服。她上街买了衣料、皮鞋,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,然后坐了一辆三轮车缓缓地进了弄堂。这时候,她的头发已经烫了,做成齐肩的长波浪,好婆少有看见这样好的头发,又黑又亮又柔软,且有弹性。李同志微微侧了身子,胳膊搭在车座边,雍容大方,好婆竟认不出昔日那个梳小辫穿列宁装的李同志了。她不由百感交集:上海将人改变得多么厉害啊!什么样的人到了上海都彻头彻尾地变个样。上海虽说不再是昔日的上海,可是它的威力还在,上海还在。而她好婆却变得有些像个局外人了,这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?

  楼下那娘姨对人讲,李同志要去的国家是苏联,全国各地总共去的人,连同翻译也不过十来个人,可见是很光荣的事情。这是好婆在饭桌上听女儿说的。这一段,好婆又有多日没有下楼了,过了一天,好婆收拾过房间,拣过了菜蔬,大约在九点半左右的光景,才又下了楼去。那阿姨正坐在后门一棵一棵地拣鸡毛菜,见了她就热情地招呼道:为什么这么多天不下来一起闲话?好婆说这几日忙得很,公公有点不舒服,想吃的东西古怪得很,什么虾饺,鸡粥,焗面,蟹粉豆腐的,虽不是什么宝贵东西,弄起来却很麻烦,一点一点的,离不开人。阿姨从来没听过这些吃食,免不了要细细打听,好婆便一样一样细细解释给她听。讲完之后,天色已近正午,好婆说道:“吃饭的人要回来了。”就上了楼去。等到下午两点左右,下楼来时,好婆便问道:“都说你们李同志要出国了,是不是啊?”阿姨就说:“下个月头上就要去北京集合学习,然后再去苏联。”好婆沉吟了一会,随后恍然笑道:“苏联不就是罗宋人的地方吗?从前,四马路,浙江路上,到处可看见卖油腻肥皂的白俄。你从边上走过,他就硬拖起你的衣裳,用牙刷沾了清水,刮点肥皂。也是可怜得很,人家都叫作‘罗宋瘪三’的。”阿姨本来心里很骄傲的,现在就像是受到了打击,于是就不响了。好婆又说:“去那样的罗宋地方,不晓得李同志能不能吃得惯。罗宋人都是吃洋葱洋山芋,面包又粗又硬,咽都难咽下去的。西餐中,只有法国大菜是好的,德国大菜马马虎虎。不过,也许李同志会喜欢罗宋大菜,她是吃惯大蒜大葱什么的。”阿姨默了一会,然后说,“李同志去做了几套西装,样子是非常好看的。”好婆就说:“光是西装也许不够,还应当做几身旗袍吧。我在上海滩上看了这么些年,东西各路衣装还算看得不少,看来看去,还是觉得女人穿旗袍最好看。若是用黑色的丝绒做一件旗袍,长长身子,袖口窄窄的,那才真正是很高贵的。”

  大约是阿姨将关于旗袍的意见告诉了李同志,晚饭之后,李同志就亲自上楼,向好婆请教旗袍的问题了。她的举动使得好婆全家都很激动,问长问短的,连公公都来与她说话,问她最近又要演什么新戏等等的问题。好婆叫女儿女婿搬开上面的两个樟木箱,将最底下的箱子打开,翻出她早年穿的旗袍,一件一件拿给李同志看。一时上,看得她眼花缭乱。公公拄了斯的克站在一边,一件一件地加以评论,说这一件虽然好看,可只是家常穿穿的;那一件才是礼服,可出入正式场合;而第三件则就非常糟糕,他最不喜欢看好婆穿了。好婆却不同意了,说曾经有一次,她穿了这一件与柴太太去“国泰”看外国片子,好多外国女人都回头看她,很出了风头。公公不予反驳,只用斯的克拨了箱底的那一件裘皮大衣说,这才是最有气派的,是我让她买的。好婆望了大衣说,买这大衣时,公公坐在店堂内沙发上,让我穿好了,在他面前走过来,走过去,走了好几个来回,最后才一下拍板。这时,女儿在抽屉里翻出照像册,拿给李同志看,说是她母亲年轻时的形象。于是,大家就一起看照片,房间里充满了浓郁的樟脑丸气味,还有香甜的雪茄。

  最后,李同志告辞下了楼去,他们依然聚在一起,兴奋地议论著往昔的日子,然后又说到李同志,一致认为李同志是个好人,有礼貌,懂道理,说线

  李同志出国以后的日子是一段平静的日子,好婆每天下楼一次或者两次,同阿姨闲话,话题不外是衣食住行,家常琐事。每天下午,那已经读了小学的孩子放学回家,从碗橱里拿个冷馒头,一边啃一边做功课。好婆就说:“弟弟,冷馒头有什么吃头啊?”孩子并不在意,依旧啃他自己的,好婆叹息了一下,然后说:“吃饭的人要回来了。”就慢慢地上楼去了。

  后来,李同志出国回来了,大约也没有多少钱,并没带什么东西,只给小孩带了一个西洋镜,见他天天放学在后弄里看。给好婆家带了一块巴掌大的茶巾,织着色彩浓烈的花样。送上来的时候,还讲了些国外的所见所闻,克里姆林宫的宏伟,红场的庄严,诸如此类的。讲过之后,她略略停顿了一会,以为好婆一家会有什么问题,不料却只是一般的问候,问她旅途的疲劳恢复了没有,等等的。李同志有些扫兴,就站起来告辞了。好婆一家礼貌周全地将她送至楼梯口,再三嘱她好好休息,要知道,出一次远门是很辛苦的。

  李同志回来后不久,家里就买了一架钢琴,由六个搬场工人“嘿扎嘿扎”地搬了进来,安放在靠窗的墙下。在搬进钢琴之前,他们家的墙壁已粉刷过了,雪雪白白的,画镜线油漆了一遍,挂了几幅画,是她文艺界的朋友送的,李同志在钢琴上铺了白色网眼扣纱的罩布,上面放了一张她独唱时的照片。从此,早晨或者晚上的时候,就可听见随了钢琴“依依哦哦”的练声。

  随了钢琴之后,沙发、大橱、五斗橱,也一样一样添了进来,将原来租来的白木家具换了下来,一件一件由李同志坐了三轮车送了回去。最后,就只剩厨房里的一副桌凳了。李同志家里变了样子,就连上门的客人也好像换了一批,有戴了贝蕾帽、衔烟斗的先生,也有美丽宛如天仙的女人。他们在李同志家里聊天,吃饭,还唱歌。朗朗的笑声在寂静的夜晚里传得很远。第二天,人们在弄堂里遇见,会说,昨天晚上,李同志家里来客人了,很晚的时候,听见送客的声音。

  有一些下午,将近傍晚的时候,人们见阿姨走出弄堂,到对面马路口去叫一辆三轮车。有人问她,叫三轮车做什么,她就回答说:“李同志晚上要演出。”果然,过不多久,就见李同志坐在三轮车上出去了。她戴了墨镜,以防被热爱她的人们认出来。有人认出了她,就很兴奋地对人说:“我看见李明华了。”李明华是李同志的名字,经常在报纸上出现,被人日益熟悉,而“李同志”这样的称呼,却渐渐地有点淡忘了。

  好婆永远叫“李同志”。出门时看见说:“李同志出去啊?”进门时看见说:“李同志回来啊?”有时候,她还会像不认识一样淡淡地迎面走去,到了眼前才忽地站住脚说道:“原来是李同志啊!我都不认识了。”李同志笑着说:“怎么会不认识!”好婆就说:“李同志,你变多啦!记得你才来的时候,穿一件灰布的列宁装,梳一对辫子,现在却完全是个上海人了。”李同志不免有些难为情,笑道:“上海人还有什么特别吗?”好婆正色道:“上海人总是很不一样的,同样一件衣服,上海人穿就和别人的穿不一样。不过,李同志,你现在已经是个上海人了。”李同志头一低走了过去,好婆还在背后看她,嘴里连连地说:“真认不出了。”李同志心里赌气地想:“认不出就认不出。”这样想过,就不放在心上了,照旧过她的日子,一天比一天过得好。那一个她从小出生的黄海边的小村庄,已经离开她很遥远了。回想起来,模模糊糊的,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渔歌,还偶尔地浮起在耳畔。她有时候会带了一些歉疚地问自己:是不是不应当忘记那些以往的日子?再一想:就是要使人生活得越来越美好,心里就坦然了。

  可是,从此,却对楼上好婆存了个疙瘩。有时候,好婆送来一点新奇的吃食,要在过去,她会很感谢地接受下来,并且还要回送一些什么上去,现在却不一样了。她是那样坚决而委婉地推辞,说什么也不肯收下,好婆几乎反过来要恳求她了。她使好婆终于尴尬起来,拿了东西回到楼上,心里嘲笑着自己:这才叫自讨没趣呢!等到下一日,李同志从外地演出回来,送来一些稀罕的水果,好婆也坚决地回绝了。回绝了阿姨,李同志又让小孩送上来。小孩也不多话,将东西往楼梯口一放,转身噔噔地下去了。好婆便提了东西,追了下去。于是,李同志亲自出面,一定让好婆收下。好婆执意不收,反复说:“你们自己吃,我们家没人吃的。”李同志说:“只不过尝尝味道,好玩而已。”好婆还是不收。争到后来,李同志的眼圈都红了,好婆也没了笑容,到底还是没有收下。好婆放下东西,空了手往楼上去,吐出了一口气,心里才觉得好受一些。

  以后的日子里,好婆不大下楼来了,李同志也不找好婆请教什么问题了。甚至连那阿姨,大约是受了李同志的吩咐,见到好婆也淡淡的不大起劲了。她们面对面地遇到,只匆匆忙忙地打个招呼,好像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,就走了过去,各自忙各自的去了。有时候,阿姨耐不住寂寞,主动与好婆搭话,却勾起好婆委屈的心情,她想到她所遭到的无端的冷淡,便很矜持地简短答应了一下,走了开去。等到好婆憋不住下了楼来,又恰恰正是阿姨比较坚决的时候,因此也碰了钉子。两人之间,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机会,可以恢复以前的和谐关系。时间一长,双方就又淡了心思,再不作尝试了。

  在每日下午两点半以后的时间里,好婆午睡刚醒,烧饭又还早,就倚在后窗,看后弄里的小孩玩。她看见李同志那小孩玩得总不如别的孩子灵巧,常常失足,做了输家,就想:到底是乡下的种气,木头木脑的。这使她的心情得到了平静。于是,慢慢的,倚在窗口,看后弄里孩子的游戏,就成了好婆一天内主要的消遣。她专心地看着孩子们游戏,将游戏的规则大致弄明白了,然后兴致勃勃地观望结果。偶尔,下面那孩子也会有得胜的时候,她便耐心地等待下一局,直到那孩子输了,才心满意足地转身烧晚饭去。假如是下雨或是由于别的原因,孩子们没有到后弄里来玩,她便会觉得十分扫兴。还有的时候,天气很好,别的孩子们都来了,恰恰是下面那孩子没来,好婆也会没了兴致。这样的日子,是非常无聊的。她倚在窗口,望了窗外的雨丝,心里空落落的,想着:过日子是多么没有意思啊!

  日子就这样一日一日地过了下去。秋天的时候,好婆的女儿生了一个儿子,白白胖胖的,好婆快乐得几乎啜泣起来。于是,她整日价地服侍外孙,将别的事情渐渐忘在了一边。女儿没有奶,全靠好婆一手喂养,孩子非但不比别人的差,还更壮实有趣。人人都夸好婆有本事,还夸孩子长得好。好婆抱了外孙,一心只在外孙身上,却不知世道又在变化了。最初的消息是由女儿带回来的,她压低了声音,用手指着地板说:“下面出事了!”好婆一惊,赶紧问:出什么事?女儿先是“嘘”了一下,然后,才更轻地说道:“戴帽子了。”好婆顿时想起,好多日子以来,不曾看见下面有过客人,也没见有轿车来接李同志去会见外宾,阿姨又好久没去弄堂口叫三轮车,让李同志坐了去演出了。李同志早出晚归,回到家就闭了门,门里没什么声音,并且,李同志近来的穿扮也老实多了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将烫过的头发重新又编成了一对辫子。下一日,傍晚时分,好婆抱外孙去弄堂口看汽车,正遇李同志下班回来,低着头,快步走了过去。好婆发现她的脸色十分阴沉,似乎还隐隐有着泪痕。好婆望了她的背影走远,然后才抱了外孙慢慢地走回家去。外孙在她怀里一跃一跃的,好婆将外孙抱抱牢,想道:“李同志大约是真地出事了。”

  太阳已成夕阳,将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,顺倒在地上。电车当当当当地过去,暮色渐渐降临在这个城市里了。

  这天晚上,好婆一直在想李同志的事情。她想:做人看来切不能过分,命里该得三分,就不能挣四分,多挣了的那一分不成福反成祸了。像李同志这样的从山东来的女人,如不是那么漂亮、能干,不出那么大的风头,安安分分的,兴许还能长久,俗话说:细水长流啊!可是,她却太过要强了,样样事情都做出了人头,成了人尖。然后,好婆又想,做人其实也是应当要强的,俗话不也说: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吗?那么走到哪才是个分寸,才知道到好就收了?人到底也难知道自己命里有多少福的。李同志当时从部队里到达上海,也是不晓得能有做人上人的这一日的,还不是走着看的事情。不管怎么说,做人还是要讲一点安全,月满则亏嘛!想到此,好婆慢慢地平静了。

  好婆很想下楼去和阿姨闲话几句,可是走到楼梯口又收回了脚步。这么多的日子过去,虽说见面依然是客客气气的,可是毕竟没有再多过闲话。早不去,晚不去,偏偏这时候,人家不利了才去,会被人以为她好婆是有心耻笑别人去的呢!这样一想,好婆就无论如何也跨不下这一步了。她打消了念头,每日里依然烧饭洗衣,侍弄外孙。每一日过去,到了晚上,她就会想一遍:今天不晓得会怎样了,想到此,便无端地会叹一口气,然后搂着外孙,很安详地入睡了。

  事情终于有了眉目。有一天,好婆去买菜,正巧与楼下阿姨走了同路,那阿姨说了声:“好婆,我们就要见不到面啦!”说罢,眼圈一红,落下泪来。好婆一惊,心里有些明白,嘴里却说:“阿姨你年纪轻轻说这样的话,我们就变成老不死了。”阿姨抹去了眼泪,说道:“我不是这个意思,好婆你莫误会。我是说,我快要回六合乡下了。”好婆奇怪地说:“做得好好的怎么就不做了?”阿姨说:“好婆还不知道,不是李同志嫌我不好,不要我做,是她自家也难保自身,也要走了!”好婆又是一惊:“走哪里去?”阿姨说:“回山东老家去。”说出之后,她又发觉自己说得太多了,左右望望,压低了声音道:“好婆,这话可千万不得说给别人听啊!你和我好,也和我们李同志好,我才说给了你听。反正,多的我也不知道,我只知道李同志犯错误了,上海不能留了。”说话间,她们已经到了弄堂口。这时候,天还没大亮,街上的路灯都已经灭了。她们不再说话,匆忙地迈着脚步,走进弄堂,进了后门,各自向各自家里走去。

  这是一段很沉闷的日子。李同志夫妇脸上好像阴了天,没有一丝笑容。孩子虽然不知晓什么,可见父母不快乐,便也没了精神,每天放学后或是在房间里自己一个人玩,或是站在后门口看别人家玩。别人招呼他一起玩,他却也不愿意参加。似乎,在他小小的心里,已经感觉到有什么厄运要降临了。到了夜晚,吃过饭后,他不需要大人照顾,自己就乖乖地上了床,转眼间睡熟了,好像是要回避严酷的现实,而在睡梦里得到往昔的快乐与安全。他的父母则对了一盏台灯,静默着,可到深夜。他们努力反省着自己的一言一行,将自己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翻出来检查。当他们的自我检查终于有了收获的时候,他们才平静了下来,心中充满了宗教的原罪的感觉,这使他们保持了对世界温和的眼光。他们站起身来,走到孩子身边,望着小猫一样蜷曲在被窝里面的孩子,陡然想到孩子是不应有什么罪恶的,一时不由得百感交集,泪如雨下。这是万籁俱寂的时分,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两个灵魂正走着艰苦的历程:人们睡得很沉,各自做着美丽或丑陋的梦。他们想:他们是过于快乐了。其实不应当有太多的快乐。快乐的后面,忧愁就接踵而来,他们的目光缓缓地掠过他们新买的家具和钢琴,圆桌上花瓶里的鲜花早已枯萎。他们的耳边又响起往日里的笑声和歌声,就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。他们就好像在看一个别人的家似的,淡漠地看着这些。这一切,发生得太快又转瞬即逝,没有留存下他们很多的回忆,于是,他们也就坚决地将这一切割舍了。

  在这样的夜晚里,他们努力回想着他们从小生长的偏僻的渔村,渔公出海的号子悠悠扬扬。这时候,他们虽然身在上海,却已觉得上海离得很远了。

  李同志开始卖家具了。第一件所卖的,是钢琴。依然是六个搬场工人,“嘿扎嘿扎”地将钢琴搬走了,李同志没有出来,是袁同志里里外外地跑着忙着,操着他那一口浓重的方言,在上海人的耳朵里,听起来有些滑稽可笑。可是看热闹的人们都沉默着,连小孩子也不嬉闹打趣,悄悄地沿了墙根站着。好多人都是头一回注意到袁同志,以后遇人就说:袁同志是个厚道人。钢琴终于架上了卡车,袁同志爬上了车斗,扶了钢琴。然后,车开走了。

  当好婆抱了外孙下楼来,准备出去晒太阳的时候,楼下敞了门,阿姨正在扫钢琴留下的那块空地。地板上留下了放置钢琴的痕迹,积了一些灰尘。少去一个钢琴,房间忽然变得那么空旷,说话走路都有了回音似的。好婆抱了外孙站在门外,她很想说一些话,却不晓得该说什么,倒是阿姨抬头看见了好婆,说道:“钢琴搬掉了。”好婆嗫嚅了一下,终于没说出话来,她晓得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,就抱外孙走了出去,外面的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睛。

  外孙睡午觉的时候,好婆一个人对了窗坐着。她看见楼下院子里,阿姨正坐在那里,拆一堆棉衣棉裤。她忽然想到:李同志一家将要去的地方,是比上海寒冷得多的地方,他们必须准备许多御寒的衣服。这样想着,她就有些坐不住,站起身从大橱里翻出一件公公穿旧的丝绵袄。她上下左右看了一遍,决定将它拆了。

  女儿下班回家,看见孩子躺在小床上看着天花板吃手,好婆则坐在窗前,就着越来越昏暗的天光拆一件旧棉袄,棉袄上散发出樟脑的气味,就问好婆这是在做什么。好婆不回答,长长地叹了口气,然后才说道:“下面要回北方了,我给小孩子做一身丝绵袄裤,说起来也是造孽。”她不觉有些鼻酸,不再说什么,只是摇了摇头。女儿说:“你做好了,人家也不一定要。”好婆就负了气说:“她不要我也不是给她的,我是给小孩子的。大人犯了错误,小孩子一起跟了去受罪。”她激昂起来,血都涌上了脸,又说道:“那种山东的地方,一入秋就天寒地冻的,怎么吃得消!”女儿说:“人家就是从那里出来的,怎么会吃不消!”好婆不理睬她,依然拆自己的。拆了一阵又说:“下面阿姨在拆洗棉袄棉裤,拆出来的棉花烂糟糟的,我是看不过去了。”第二天,好婆就把一件棉袄拆开了,然后将里子面子洗净,晒干,重新剪裁,丝绵拉好。到了第四天,一套又轻又软又暖和的棉衣裤就做成了。她又将女儿小时候穿过的几件内衣裤放在一起,打成一个包袱,在李同志家吃晚饭的时候,送了下去。

  李同志家刚吃过饭,阿姨正在收拾桌子,小孩子在沙发上看小人书,李同志和袁同志在翻一口大藤条箱,箱内的东西已经乱七八糟地堆在了床上。见好婆进来,就停了手邀她坐,好婆不曾想到李同志这样平静,只是消瘦了一些,可是眼睛依然十分清亮,微笑也很和蔼。她准备了一肚子安慰的话这时候倒不好出口了。她将包裹放在膝盖上,说道:“李同志袁同志都吃过饭啦!”李同志说:“吃过了,好婆吃过了没有?”好婆说:“我们家的饭晚,不像李同志家饭早,还要有一会儿才吃呢。”李同志就微笑道:“我们还是乡下人的习惯: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天一黑就吃饭,吃过饭才好做别的。”好婆立即说:“李同志说笑话了,饭早饭晚有什么乡下城里的。说实在话,多少根生土长的上海姑娘都及不上李同志摩登呢。”好婆的话虽不大入李同志的耳,可她听出好婆是真心诚意的,便没有说什么,只是笑笑。

  停了一会儿,好婆将膝上的包袱往正在看小人书的孩子怀里一塞,说道:“弟弟,这是好婆送你的。东西不成样,不过是好婆的心意。”这样说着,自己先落下泪来。孩子一惊,站了起来,包袱落在了地上,李同志赶紧弯腰拾起,对孩子说:“快谢谢好婆!”孩子惊惶地望着好婆,嘴里嗫嚅了一声,让过一边,缩在角落里依然看小人书。李同志抱着包裹,默默地站着。屋里静静的,只听见好婆轻轻的抽噎声。好婆抽噎了一会,说道:“李同志,袁同志,你们都是好人,我们做了几年邻居是缘分。这一走,十万八千里的,你们大人小孩都要保重才好,”听了这话,李同志轻轻地说了声:“谢谢你,好婆。”就再没多话。好婆渐渐止了抽泣,觉着有些没趣,就想起身告辞的时候,不料李同志猛地将脸埋在手里的包袱上,哭了起来。袁同志,阿姨,好婆,还有孩子,全都慌了神,一起围拢到李同志身边,想要劝她。可是,孩子先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,然后阿姨哭了,好婆刚止住的眼泪便又落了下来。袁同志走到窗前,将窗关了,又看门有没有关好,然后才回到李同志身边,拉了张椅子按她坐下。这里早已哭成了一团,几条胳膊胡乱抱着,分不清你我。积蓄多日的郁闷,这时候全都发泄了出来。

  以后的日子,是最情意融融的日子。好婆烧了什么特别的菜,总要送一份下去。除了上回送去的棉衣裤,她又量了李同志的身材,给她织了一件很厚实的绒线衣。李同志家里,因要搬迁,总有许多卖不掉又带不走的东西,比如腌泡菜的古色古香的坛子,比如剁肉的砧板,等等的,也给了好婆家。好婆每天一下午,等外孙睡醒了,都要抱着外孙下来与阿姨闲话,看着阿姨做事情,在一边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,比如阿姨做棉裤的时候,她就建议把裤腿做得瘦瘦的,然后在腿侧开岔,装上拉链,这样就又合身又保暖。她一边指导一边动手示范,直到阿姨弄懂会做为止。在这短短的几日里,她与阿姨说的亲热的话比以前几年加起来的还要多。有时候到了晚上,她还会到李同志屋里来,和李同志细细地闲话。她不知不觉说出了他们一家的来历,描绘着圣诞前夜曾家花园里的繁花似锦。李同志双手托了下巴,静静地专心地听她叙述。好婆的故事于她听来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,好婆就变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。她回想起那个晚上,在好婆家翻看旗袍的情景,公公的雪茄气息是那样古老而浓郁的香甜,好像一个陈旧的梦境。她想:好婆原来是这样的人啊,楼上楼下住了这多年竟毫不知道。以后的几日里,当她走过昔日的曾家花园,如今的一个市政机关的时候,不由伫住了脚步,好奇地张望了一下。她想象不出好婆描绘的情景,只见有身着蓝衣灰衣的人繁忙地进出。从大门外望去,她看见了那尊浴女的雕像,兀自立在一座花形喷池中央,在晴朗的阳光下伸展了手臂。她想:很多很多故事发生过了,心里出奇地平静。并且,她好像是窥透了这个城市的秘密似的,还有隐隐的得意。她迈开脚步离开了这地方,朝自己要去的地方走去。这是一个晴朗的上午,街道上行人稀少,有一些落叶金黄色地落在地上。

  于是,另外有一些晚上,李同志也将自己的过去一一地告诉好婆。在这样的时刻,她觉得好婆与世界上所有的外婆都没有区别。好婆看着她,眼睛里闪耀着老年人才有的温和慈善的光芒。她告诉说,她出生在黄海边一个小小的村庄,父亲是一个正直的教书先生。小小的时候,父亲总是与他们兄妹讲着先烈志士、英雄豪杰的可歌可泣的故事。可是渐渐到了后来,却是哥哥做了导师,父亲与她则虔诚地听讲。在一个早晨,记得是母亲去世一年的祭日之后,父亲与哥哥带她离开了家乡。她问去什么地方,父亲说是去外婆家,她说外婆不早已经死了?哥哥就说,去舅舅家。然后在一个岔路口,遇到了另一家人,也是一个父亲,一个哥哥,另一个是弟弟。他们两家就作了同路。记得有一段水路,他们还坐了一条小船。是油菜花开的季节,田野里金黄金黄的一片。李同志出神地说着。好婆受了感染,竟也微微地激动了。

 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,她们成了忘年交。其实她们只是自己说给自己听,可是却深以为被对方真正了解。当她们想到即将来到的分离竟都伤感起来,心里恋恋不舍。现在,她们彼此再没什么可使对方不安的了,于是都消除了戒心。就这样,李同志离开的日子来到了。

  这是一个寒冷的秋雨蒙蒙的天气。一大早,李同志就起来了。她穿了一件洗白了的列宁装,一条布裤子,裤脚管塞在高统的雨靴里,忙进忙出的。多日来的忧虑陡地从她脸上消散,由于事到临头亦不过如此,而使她彻底平静下来。她的两颊甚至恢复了一些往日里的红晕,眼睛黑亮亮的,精神抖擞。她声音很清脆地招呼这招呼那,像是对这次远行充满了信心。临近中午的时候,好婆下了楼来,送来一碗红烧肉煮蛋。李同志道了谢,就接过了碗,用筷子夹了一块肉送进孩子的碗里,说道:“宝宝最爱吃肉了。”孩子坐在小凳子上,将一张赤裸的棕绷床当作桌面,头也不抬的,捧了一只大碗在吃面条。好婆看见他桃子似的脑后勺,心里好像堵了什么东西似的。李同志一边招呼好婆坐,一边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面,两腮红红的,面容十分姣好。好婆不觉想起那个坐了三轮车演出的李同志。仅仅还是几个月的时间,却好像过了三年五载。李同志似乎已经将那些忘记得干干净净,有滋有味地吃着面,和好婆说,她应当将外孙送托儿所去,而自己则可打打太极拳什么的,好好保养身体。她说她这时才体会到身体是多么重要。好婆便说她的身体别的没什么,就是眼睛不行了,开始花了,做缝纫机什么的有了困难。李同志就说,好婆你生活实在不必太过仔细,样样都要自己做,这可是太伤神劳力了。尤其是小孩子的事情,能马虎就马虎了。宝宝就是马马虎虎的,不也长大了。好婆说李同志你的话真是很对,我就是太仔细了,自己苦了自己,真正是个劳碌命。今后我想开了,能不管就不管,得放手且放手。李同志就笑了,说:这才对了。好婆也笑了。

  这时候,门外有卡车的喇叭声响起,李同志说了声:车来了,便一口将剩下的面汤喝下,站起了身。然后,一场紧张的搬运就开始了。好婆生怕自己碍事,就退到了楼梯上,站在几级楼梯上看着人们忙乱。李同志一弯腰,抓起一个行李卷,轻轻巧巧地上了肩,腾腾地走了过去,脸不红气不喘,好像在舞台上演戏,真把个好婆看傻了。孩子这时已经坐进前边的驾驶室,在看一本小人书。他背了书包,胸前戴了红领巾,神情十分安定。转眼间,东西都装了车,李同志与袁同志与人们挥手告了别,钻进驾驶室,卡车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小心翼翼地启动了,慢慢开出了弄堂。

  好婆望着搬空了的只剩一张棕绷床的房间,对自己说:李同志走了,还会有谁来住这里呢?然后,她调转了身子,慢慢地上了楼去,外孙应当睡醒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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